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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计2020年将爆发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严峻,危机初露端倪。专家预计,2020年之后将爆发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这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专家建议立即实施倡导“两孩”并走向鼓励生育。

2020年后危机将爆发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40多年来,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人口增长过快趋势已得到根本扭转。但是目前,少子化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提速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并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专家预计2020年后将出现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问题。

  首先是招工难。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21年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悬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将遇到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超过8000万人。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外,青年人口急剧减少,还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

  二是娶妻难。

  在正常的自然情况下,出生性别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有103至107个男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在1982年为107,但之后迅速攀升,1990年达到111.3,2000年升至116.9,到2004年更高达121.18。尽管自2008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至2014年仍高达115.9。 2010年,我国0~19岁人口中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因此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

  到2020年,“娶妻难”将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20年,24~28岁男性有 49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3900万人,男比女多了1000万人,只能向低年龄女性中去择偶。由于低年龄段男女失衡持续产生、一直处于高位态势,因此这一问题将非常棘手。“婚姻挤出”很形象地显示了性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变得拥挤,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或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

  如果成年男性分化成了有配偶阶层和无配偶的“剩男”阶层,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后,却有一大群“剩男”无法成家、当婚未能婚,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会大大降低这个特殊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甚至将成为他们中少部分人反社会的诱因。

  三是养老难。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4年已达1.37亿,占全国人口的10.1%。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 亿,占总人口将超过30%。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相当压力。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严重老龄化的情况下实现崛起。现在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我认为,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提高生育率,那么,到2050年,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只会是美国或印度,而不会是中国,因为那时中国已深陷严重的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的泥潭中。美国现在的生育率仍然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人口结构比较合理,并且一直吸纳外国移民,使美国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印度由于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因此人口结构没有受到破坏,在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印度将超过中国。

  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在目前这种“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因此,2020年后人口“三难”的全面爆发,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将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目前,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促进人口结构向正常水平回升,那么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巨大挑战。

  人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整到18.5%,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 3300多万少儿。“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增量人口上限为400万人,其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3%。显然,靠“单独二孩”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当前,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由于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的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因而,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最小的也已超过35周岁,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增加很多、生育风险也提升了很多。

  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因而,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当前及“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关键期,修复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人口进入了新常态,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还在2020年之后。

  我们都知道,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许多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启动全面放开“二孩”。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的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从国际上看,韩国少子化水平与我国相当,其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0%,仅比我国低0.5个百分点,然而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政策,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如果错过了当前放开二孩的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恐怕也将于事无补。

End.